终结塑料:扭转局面:三类针对塑料污染威胁的联邦法案
塑料污染已升级为全面爆发的全球性危机。它窒息并污染我们的海洋,渗透进食物和水源,以有毒化学物质威胁人类健康,肆意杀戮野生动物,并给后代留下沉重负担。
更令人忧虑的是,美国产生的塑料垃圾量高居全球之首。正因如此,美国亟需通过制定涵盖塑料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性国内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此重大议题上展现真正的领导力。这包括减少甚至消除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通过生产者延伸责任制让塑料生产商(其中多数为石油公司)承担切实责任,并投资于经济实惠且可持续的替代方案。
绝大多数美国民众也支持减少塑料垃圾的措施,85%的人认为塑料污染是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
但当前联邦政府的行动并未体现这种紧迫性。
联邦环境政策的当前概况
美国环保署署长李·泽尔丁似乎无视公众舆论,反而在2025年3月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放松管制行动,撤销了31项环境保护措施。泽尔丁称此举为“美国历史上最具深远意义的放松管制之日”。
其举措包括:撤销燃煤燃气电厂排放限值、放宽汽车污染标准、质疑将温室气体列为威胁的2009年基础性“危害认定”,并修改《清洁水法》定义。后者尤为恶劣——该修正案缩小了“美国水域”的定义范围,将众多湿地与溪流排除在污染保护之外。尽管科学证据表明这些水域不仅对关键生态系统的健康至关重要,更是饮用水安全的保障。
2025年2月,特朗普总统签署第14208号行政令,终止联邦政府采购及强制使用纸吸管,并在所有联邦机构恢复使用塑料吸管。该行政令同时撤销了旨在2032年前逐步淘汰联邦土地上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政策。
除吸管禁令外,美国政府已转向支持石化产业的立场,制定更广泛的塑料政策。环保署正放宽化学回收监管,以减少对污染的监督。这种做法符合塑料和石油产业的利益——这些行业日益支持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依赖所谓的下游废物处理方案。
值得庆幸的是,全美各地立法者正提出一系列旨在减少塑料污染、保护公众健康的法案。但要使这些提案成为法律,需要更多公众支持!
以下是我们支持的关键联邦法案及其协同作用的解析,它们将共同推动我们迈向无塑料未来。让我们期待这些法案全部通过并成为法律。
1. 应对一次性塑料制品
一次性塑料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多项法案旨在减少或消除其使用。近三分之二的塑料垃圾源于塑料制品的短暂使用周期,其中40%的废弃物来自包装材料。聚苯乙烯(即泡沫塑料)、聚氯乙烯(PVC)和黑色塑料属于毒性最强的塑料种类。
《告别泡沫法案》将禁止在联邦设施销售有害的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从而减少不可回收垃圾。《国家公园减废法案》将逐步淘汰我国最珍贵自然区域内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摆脱塑料污染法案》是一项全面减少一次性塑料的综合法案,将建立全国性的垃圾减量目标并要求实施生产者延伸责任制(EPR)。
生产者延伸责任本质上是让塑料生产商和企业对其产品产生的废弃物承担责任。通过让生产者承担产品全生命周期责任,EPR不仅旨在减少污染,更将推动产品设计优化,而最关键的是将废弃物管理的负担与成本从公众转移至产品获利方。这意味着塑料生产商必须承担清理垃圾的责任并支付相关费用,而非由全民分担。
2. 杜绝微塑料污染我们的水源!
微纤维、微塑料和纳米塑料是污染水体、进入食物链甚至最终进入人体的隐形威胁。这些微小塑料碎片要么是人为制造的——例如化妆品中用于去角质的微珠——要么是大型塑料制品随时间分解降解后形成的。
大量塑料微纤维脱落自尼龙、聚酯等合成材料制成的衣物纺织品——这两者本身就是塑料制品。单次洗衣过程就可能释放1800万根微纤维。《对抗纤维法案》将通过强制要求所有新型洗衣机安装特殊过滤系统来应对这场微纤维污染浪潮,该系统能在微纤维流入水道和海洋前将其捕获。
塑料污染侵入水系的途径不止于此。塑料制品的基础原料是名为“塑料粒”的微小颗粒,遗憾的是,塑料行业常将这些颗粒直接排放至河流、湿地及海洋中。
《无塑料颗粒水体法案》禁止将这些生产前塑料颗粒(又称“nurdles”)排入所有水道,将极大助力实现水体无塑料污染的目标。
最后,《WIPPES法案》要求在不可冲洗湿巾上清晰标注“请勿冲入马桶”字样,旨在防止造成昂贵的污水管道堵塞。全美公用事业公司每年耗资数百万清理下水道——例如华盛顿州温哥华市仅五年就花费逾百万美元更换被湿巾损坏的水泵;马里兰州WSSC水务公司单年度就从某处理设施中清除700吨湿巾!《WIPPES法案》提议的醒目标识有望杜绝此类问题,同时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
所有这些政策都致力于从源头治理污染,在污染物进入生态系统或进入人体血液之前就加以控制。
3. 守护健康与前线社区
尽管塑料公共卫生危机才刚刚开始被充分理解和调查,但其危害证据已令人震惊。塑料污染及其引发的健康问题,最沉重的打击落在低收入群体和有色人种社区身上——他们居住在塑料生产厂和垃圾场附近的概率显著更高。
例如,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前线社区”(即遭受污染、气候变化和环境危害最严重地区)的概率比其他美国人高出惊人的75%。这意味着这些社区不仅承受着塑料毒害产业带来的不成比例的健康风险,更常被排除在影响其生活的决策过程之外。
《拯救我们的海洋2.0修正案》强化了对塑料及石化设施周边社区的环境保护力度。具体而言,该法案支持加强州政府、地方政府和部落政府之间的合作,以预防、减少和清除塑料污染。它还增加了针对塑料污染对环境和公共健康造成不利影响的项目的资金和资源投入,而最重要的是,通过邀请受塑料污染影响最严重的社区参与决策过程和清理工作,赋予这些社区成为解决方案一部分的权力。
一项有望实现这一目标的立法是《保护社区免受塑料污染法案》,该法案要求暂停新建或扩建塑料生产设施。它还要求进行全面的累积影响评估,并强制要求社区参与,将公众意见征询期和会议制度化纳入体系。确保居民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并能获取有关当地污染和风险的实时数据。
我们都该知道的那些不太好的消息
遗憾的是,尽管许多法案试图解决所有问题,但另一些法案却在适得其反:某些联邦法案将对环境造成巨大危害,最终危及人类健康。我们必须捍卫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监管有毒化学品及水污染、空气污染的权力。若要全面应对塑料危机,像EPA这样的监管机构必须获得加强而非削弱。
诸如《加速塑料循环经济法案》之类的提案之所以获得行业支持,正是因为其聚焦于先进回收技术——我们深知这并非解决塑料危机的良方,而是转移公众视线、掩盖塑料过量生产问题的手段。该法案通过投资“化学回收”技术,鼓吹旧塑料可在虚构的循环经济中无限循环利用的理念。这根本不符合现实。
原因如下:化学回收(即热解和气化)能耗高、效率低,且常导致塑料被焚烧,释放有毒污染物和温室气体。通常只有1%至14%送往此类“化学回收”工厂的塑料能真正转化为新产品。即便满负荷运转,美国现有化学回收设施也仅能处理全国年度塑料垃圾的1.3%以下。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将推翻环保署限制石化设施污染排放的法规。《禁止IRIS法案》则威胁到环保署通过其综合风险信息系统评估化学品健康风险的科学能力。
更令人忧虑的是,在联合国全球塑料条约的国际谈判推进之际,美国却退出了对塑料生产设定强制性上限的支持。然而随着联邦层面的行动停滞,各州和地方政府正日益积极介入填补空白。
我们能做些什么来遏制塑料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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